译文
魂魄归来吧!
身影迟滞在楚关的月下,心却飞往秦塞云中。
任何事物都有可观赏的地方。如有可观赏的地方,那么都可使人有快乐,不必一定要是怪异、新(xin)奇、雄伟、瑰丽的景观。吃酒糟、喝薄酒,都可以使人醉,水果蔬菜草木,都可以充饥。以此类推,我到哪儿会不快乐呢? 人们之所以要追求幸福,避开灾祸,因为幸福可使人欢喜,而灾祸却使人悲伤。人的欲望是无穷的,而能满足我们欲望的东西却是有限的。如果美好和丑恶的区别在胸中激荡,选取和舍弃的选择在眼前交织,那么能使人快活的东西就很少了(liao),而令人悲哀的事就很多,这(zhe)叫做求祸避福。追求灾祸,躲避幸福,难道是人们的心愿吗?这是外物蒙蔽人呀!他们这些人局限在事物之中,而不能自由驰骋在事物之外;事物本无大小之别,如果人拘于从它内部来看待它,那么没有一物不是高大的。它以高大的形象横在我们面前,那么我常常会眼花缭乱反复不定了,就象在缝隙中看人争斗(dou),又哪里能知道谁胜谁负呢?因此,心中充满美好和丑恶的区别,忧愁也就由此产生了;这不令人非常悲哀吗! 我从杭州调移到密州任知州,放弃了乘船的舒适快乐,而承受坐车骑马的劳累;放弃墙壁雕绘的华美漂亮的住宅,而蔽身在粗木造的屋舍里;远离杭州湖光山色的美景,来到桑麻丛生的荒野。刚到之时,连年收成不好,盗贼到处都有,案件也多不胜数;而厨房里空荡无物,每天都以野菜充饥,人们一定都怀疑我会不快乐。可我在这里住了一年后,面腴体丰,头发白的地方,也一天天变黑了。我既喜欢这里风俗的淳朴,这里的官吏百姓也习惯了我的愚拙无能。于是,在这里修整花园菜圃,打扫干净庭院屋宇,砍伐安丘、高密的树木,用来修补破败的房屋,以便勉强度(du)日。 在园子的北面,靠着城墙筑起的高台已经很旧了,稍加整修,让它焕然一新。我不时和大家一起登台观览,在那儿尽情游玩。从台上向南望去,马耳、常山时隐时现,有时似乎很近,有时又似乎很远,或许有隐士住在那里吧?台的东面就是卢山,秦人卢敖就是在那里隐遁的。向西望去是穆陵关,隐隐约约象一道城墙,姜太公、齐桓公的英雄业绩,尚有留存。向北俯视潍水,不禁慨叹万分,想起了淮阴侯韩信的赫赫战功,又哀叹他不得善终。这台虽然高,但却非常安稳;这台上居室幽深,却又明亮,夏凉冬暖。雨落雪飞的早晨,风清月明的夜晚,我没有不在那里的,朋友们也没有不在这里跟随着我的。我们采摘园子里的蔬菜,钓取池塘里的游鱼,酿高粱酒,煮糙米,大家一边吃一面赞叹:“多么快活的游乐啊!” 这个时候,我的弟弟苏辙字子由恰好在济南做官,听说了这件事,写了一篇文章,并且给这个台子取名“超然”,以说明我之所以到哪儿都快乐的原因,大概就是在于我的心能超乎事物之外啊!
芳草犹如她的席垫,松树犹如她的车盖。
妃子起初掩映着窗子,外面春光的娇美之景无法进入她们的芳阁。但妃子一出闺阁,万般春日丽景都失去了颜色。妃子笑容可掬,盈盈走出门户。
有一个医生,自称擅长外科。有一个副将从前线回来,被乱箭射中,深入到肌肉里了,请(那)医生医治。医生就拿剪刀剪去了箭,然后跪在地上讨要酬劳。副将说:“箭头还在肌肉里,请先医治。”医生说:“这是内科的事,你不应该要求我”。副将说:“世上竟然有这样的欺诈的人。”
蜜《蜂》罗隐 古诗啊,你采尽百花酿成了花蜜,到底为谁付出辛苦,又想让谁品尝香甜?
花开时节容易看到,一旦飘落难以找寻。站在阶前愁思满怀,愁坏了我这葬花的人。
行将下狱的时候,神气还是那样的激扬。
话已经说了很多,情意却没有尽头。回过头来仍说道:记得绿罗裙,无论走到何处都要怜惜芳草。
秋天的南塘里她摘着莲子,莲花长得高过了人头。
谷穗下垂长又长。
刘邦采用了陈平的计策,离间疏远楚国君臣。项羽怀疑范增和汉国私下勾结,渐渐剥夺他的权力。范增大怒,说:“天下大事已经大致确定了,君王自己处理吧。希望能让我告老还乡。”回乡时,还没到彭城,就因背上痈疽发作而死。苏子说,范增离去是好事,若不离去,项羽一定会杀他。只遗憾他没有早早离开而已。既如此,那么范增应当在什么时候离开呢?当初范增劝项羽杀沛公,项羽不听;终因此而失去天下;应当在此时离去吗?回答说,不。范增想要杀死沛公,是做臣子的职责。项羽不杀刘邦,还显得有君王的度量。范增怎能在此时离去呢?《易经》说:“知道选择恰当时机,那不是很神明吗?”《诗经》说:“观察那气象,若要下雪,水气必定先聚集成霰。”范增离去,应当在项羽杀卿子冠军(jun)的时候。
湖光山色之地是我的家,槐柳树阴下小径幽幽。
在寒冷的十二月份,刚刚被捕的老鹰被猎人剪掉了强劲的羽毛。
注释
⑻祝充云:“啾啾,小儿声也。”
⑴《子规》吴融 古诗:杜鹃鸟。古代传说,它的前身是蜀国国王,名杜宇,号望帝,后来失国身死,魂魄化为杜鹃,悲啼不已。
⑤列籍:依次而坐。
106.劳:功劳。
客,旅居他乡。历,经过。厌,厌恶。机巧,机智灵巧。习俗难居也。东都,隋置,公元621年(唐武德四年)废。公元628年(唐贞观二年),号洛阳宫,公元657年(唐显庆二年),诏改东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