闺情

　　作为首辅大臣(da chen)，肩负重任，不免特别操劳，有时甚至忘食废寝。“载笔金銮夜始归”，一个“始”字，感慨系之。句中特别提到的“笔”，那决不是一般的“管城子”，它草就的每一笔都将举足轻重。“载笔”云云，口气是亲切的。写到“金銮”，这决非对显达的夸耀，而是流露出一种“居庙堂之高”者重大的责任感。
　　“得不有”一句是理解整篇辞赋的关键，也是作者由“序文”过渡到赋文的桥梁。林纾在《柳文研究法》中说：“《哀溺文》与《蝂传》同一命意。然柳州每于一篇言之中，必有一句最有力量、最透辟者镇之。……‘序’之结尾即曰：‘得不有大货之溺大氓者乎！’语极沉重，有关系。”
　　而这种铺叙，又是在对比之中进行的。这就使文章一波三折，跳跃起伏，回环往复。“爽籁发而清风生，纤歌凝而白云遏。睢园绿竹，气凌彭泽之樽；邺水朱华，光照临川之笔。”弦管、纤歌、美酒、佳文、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四美具，二难并”，这是盛况空前的宴会。相形之下，“时运不齐，命途多舛；冯唐易老，李广难封”，天才沦落，迷茫落拓，又是何等的悲凉。这是人物境遇上的对比。文中还有“望长安于日下”、“指吴会于云间”，是地域上的对比；“逸兴遗飞”与“兴尽悲来”，是情绪上的对比；“杨意不逢，抚凌云而自惜；钟期相遇，奏流水以何惭”，是怀才不遇和喜逢知己的对比。这种色彩强烈的映衬对比，在揭示人物的内心隐忧，烘托文章的主旨中心方面，能产生相反相成、鲜明晓畅的艺术效果。[8]
　　诗的开篇，以开门见山，直赋其事的手法，简明直接地表明故事的背景和缘由。“慆慆不归”，既是对离家久战的直接表述，也是离人思乡的间接流露。“我来自东，零雨其蒙”，在敍事之中，插入景物描写，这是这首诗的一个创举。这种情景交融的写作手法，为后世文人所祖并发扬光大。“零雨其蒙”，既点出了当时的天气，属细节描写。使人更能如临其境，感受故事，又为全诗定下一个凄美感人的基调。更能够表现主人公的心理活动。接著直抒胸臆“我心西悲”。为什麼思乡的愁絮会在此刻表现得如此强烈呢？因为作为一名拼杀疆场的军人，每天是过著“晓战随金鼓，霄眠抱玉鞍”的生活，无时无刻不为性命担忧时，思乡情绪会被时刻绷紧的神经暂时压制。但到了战争结束，归家指日可待时，思乡之情就会一涌而起，萦绕心头，挥之不去。
　　后十句是写与韦参军的离别，生动地描写了他们之间的深挚友谊和难舍之情。“世人遇我同众人，唯君于我最相亲”，这两句，看似寻常，其中暗含了作者的辛酸遭遇和对韦参军的感激之情。“且喜百年见交态，未尝一日辞家贫”，说他们的友谊经过长期考验，韦参军经常接济自己，从未以“家贫”为辞借口推却过。“弹棋击筑白日晚，纵酒高歌杨柳春。”“白日晚”见其日夕相处：“杨柳春”见其既游且歌。这样的友情，的确舍不(she bu)得分开。“欢娱未尽分散去，使我惆怅惊心神。”“惊心神”三字，写出了与朋友相别时的痛楚之状。但为事业、前程计，又不得不别，因而劝慰朋友：“丈夫不作儿女别，临歧涕泪沾衣巾。”
　　颈联则是以教育式的语气来为读者提出要求。两句工整相对，“言论”对“篇章”，“时务”对“国风”，表达了诗人心中的期望。杜荀鹤正是在这两句诗中明确向读者宣告了自己创作诗歌的根本目的，表明了他继承《诗经》现实主义传统的鲜明态度。杜荀鹤将自己的诗集名为《唐风集》，其用意，即以“唐风”继“国风”，用他那“主箴刺”之文，来讽谕和裨补社会的弊废阙失。
　　南宋末年，激烈的民族矛盾激发了许多人的爱国感情，写出了一些爱国主义的作品。本文就是这样的作品。它记叙了作者出使元营与敌抗争的情况及脱逃南归的艰险经历，表达了作者坚强不屈的民族气节和万死不辞的爱国主义精神。本文和《指南录》中的一些诗为人们广泛传诵，多少年来成为许多爱国志士坚持斗争的思想武器。
　　诗人在这首诗中之所以着意渲染若耶溪水色的清澈和环境的幽静，正是为了寄托诗人喜清厌浊、好静恶闹的情怀。
　　这首诗是批评刘禹锡的《戏赠看花诸君子》和《再游玄都观》二诗及诗歌的怨刺问题。元好问论诗，主张温柔敦厚，明确反对直露刻薄的怨刺。在他众多的诗文禁忌中，就有“无狡讦”、“无为妾妇妒，无为仇敌谤伤”等形式戒条。他认为，即使有“不能自掩”的“伤谗疾恶不平之气”，也应该“责之愈深，其旨愈婉，怨之愈深，其辞愈缓”（《杨叔能小亨集引》）。
其一　　清代的诗论家陶虞开在《说杜》一书中指出，杜集中有不少“以诗为画”的作品。这一首写于成都草堂的五言绝句，就是极富诗情画意的佳作。诗一开始，就从大处着墨，描绘出在初春灿烂阳光的照耀下，浣花溪一带明净绚丽的春景，用笔简洁而色彩浓艳。“迟日”即春日，语出《诗经·豳风·七月》“春日迟迟”。这里用以突出初春的阳光，以统摄全篇。同时用一“丽”字点染“江山”，表现了春日阳光普照，四野青绿，溪水映日的秀丽景色。这虽是粗笔勾画，笔底却是春光骀荡。
　　首句“岱宗夫如何？”写乍一望见泰山时，高兴得不知怎样形容才好的那种揣摹劲和惊叹仰慕之情，非常传神。岱是泰山的别名，因居五岳之首，故尊为岱宗。“夫如何”，就是“到底怎么样呢？”“夫”字在古文中通常是用于句首的语气助词，这里把它融入诗句中，是个新创，很别致。这个“夫”字，虽无实在意义，却少它不得，所谓“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可谓匠心独具。
针对性　　再者《，《谏逐客书》李斯 古诗》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公文的针对性一方面是指每件公文都是针对某一具体的事务而发，另方面也指公文具有比较具体的的受文对象，受文者具有确定性。周知性的公文读者面较宽,但也有一定的范围；下行文受文的面相对说要窄一些，在现代的公文中有的还规定了阅读传达范围；上行文一般是给一个上级机关，受文对象很具体。古代的上奏文种是专门给君主的，对象最明确。公文写作时都视受文者的不同情况进行斟酌，有的放矢。《《谏逐客书》李斯 古诗》的针对性，从内容上来说，是对着逐客这事而发，全文紧紧扣住逐客以论说其错误。文章这样处理很高明，因这逐客的起因是韩国人郑国劝秦王修筑一条灌溉渠，其目的是企图以浩大的工程耗费秦国的财力，使之不能对外用兵，如果就此事进行辩解，显然是没有道理的。李斯避开这个起因不谈，只抓住逐客对秦不利来论说，完全从秦国的利益着眼，这就容易使秦王接受。另外，李斯当时也无辜受牵连，但他在上书中片言不涉及自己，这样完全符合公文的本质要求，徐望之说：“公文本质之可贵，贵在一字一句皆从民生国计上着想。”针对逐客对秦不利来论说，正是从国计民生着想的体现。　　《《谏逐客书》李斯 古诗》的针对性，还表现在针对特定的受文者来采取谏说的策略。李斯上书是给秦王政这个具体的人看的，如果不熟悉这个人，不揣摩这个人的愿望、想法，不去迎合他的心理需求，那就很容易碰壁。对这个问题，刘勰有中肯的评价：“烦（顺） 情入机动言中务，虽批逆鳞而功成计合，此上出之喜说者也。”顺着秦王的感情、心理，引到统一六国的关键问题，符合主要任务的需要。当时秦王的最大欲望是兼并天下,凡是违反这一欲望，就难以立足，凡是利于达到这一欲望，就容易被接受。李斯紧紧抓住秦王的这一心理，把秦国的霸业作为整篇谏书的灵魂，贯串始终。在论说的首层以秦王政的祖先重用客卿造成“霸西戎”、“治强”、“散六国之从”、“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等成就去耸动秦王；在论说的次层则把用客卿提到“跨海内，制诸侯之术”的高度；再接着以古代五帝三王“不却(bu que)众庶”无敌天下去打动秦王。总之，每个层次都反复论述这样一个根本的利害关系：纳客就能统一天下，逐客就有亡国危险。以利劝之，以害怵之，这就紧紧抓住了秦王的心，深深击中其要害，使秦王顺理成章地接纳其意见，并收回逐客令，达到了上书的目的。　　以上论述了《《谏逐客书》李斯 古诗》是如何有针对性地、成功地对逐客之事加以论断，使该公文收到了显著的实效。实效性、针对性、对事加以论断，这三个特征在文中体现最为突出。当然，该文还有个别其他的公文特征，像当时李斯已在被逐之中，写这篇上书必须十分注意时效，除了“道上上谏书”急就此文之外，在写法上开头单刀直入，指出逐客之错，使秦王为之震动。可见首句发意、开门见山，既为当时紧急情势决定，也是公文时效性的要求。
　　把落花景象比作钱塘江潮，比作激战；进而又比作天女倾倒下来的胭脂水、漂泊的奇龙怪凤、仙人乘坐的鲤鱼。最后“又如先生平生之忧患，恍惚怪诞百出无穷期”一句，将特定环境中的景物与漫长时间中的感受相比，十分新奇。诗人正是以这一系列独造的比喻构成一幅幅动人的画面，来强烈地感染读者。比喻不仅新颖奇特，而且一个接着一个，一连串的比喻，不仅写出了落花景象的艳丽色彩和磅礴气势，而且也把那种稍纵即逝、流转变幻的奇妙之美极为形象地传达了出来。

　　范仲淹是主张革新的政治家，北宋仁宗时曾担任参知政事，主持变法。他能够关心生活在社会下层的一般民众的疾苦，写过一些同情劳动人民的诗歌作品，但流传下来的很少。